以此知当恃殖利自丰，不是运江淮之粟。到唐时，全倚办江淮之粟。唐太宗以前。府兵之制未坏，有征行便出兵。兵不征行，皆自归散于田野，未尽仰给大农。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，不过十万。后来明皇，府兵之法渐坏，兵渐多，所以漕粟自此多。且唐睿宗明皇以后，府兵之法已坏。是故用粟乃多。向前，府兵之法未坏，所用粟不多。唐漕运时，李杰裴耀卿之徒，未甚讲论。到二子讲论，自是府兵之法既坏，用粟既多，不得不讲论。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，都不曾见于高惠文景之世。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，都不曾见于高祖太宗之世。但只见于中睿明皇之时，正缘汉武官多役众，唐中睿以后，府兵之法坏。聚兵既多，所以漕运不得不详。大抵这两事，常相为消长，兵与漕运常相关。所谓宗庙社飨之类，十分不费一分。所费广者，全在用兵，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。且唐肃宗代宗之后，如河北诸镇，皆强税赋。不领于度支。当时有如吐蕃回讫为乱，所用犹多。镇武天德之间，山歹遣两河诸镇。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。议论漕运，其大略自江入淮，自淮入汴，自汴入河，自河入渭。各自正输水次，各自置仓，如集津仓，洛口仓，含嘉仓，河阴仓，渭桥转相般运，道途之远，此法遂坏。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，江淮之道，各自置船。淮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河，河船不入渭。水之曲折，各自便习。其操舟者，所以无倾覆之患，国计于是足。所以唐人议论之多，惟江淮为最急。德宗时，缘江淮米不至，六军之士，脱巾呼于道。韩滉运米岁至，德宗太子置酒相庆。可见唐人倚办于此，如此其急。唐时漕运，大率三节，江淮是一节，河南是一节，陕西到长安是一节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，所谓无如此三节，最重者京口。初京口济江淮之粟，所会于京口。京口是诸郡咽喉处。物时润州江淮之粟，至于京口。到得中间，河南陕西，互相转输。然而三处，惟是江淮最切。何故？皆自江淮发足，所以韩滉由漕运致位宰相，李因漕运飞杨跋扈，以至作乱。以此三节，惟是京口最重。所谓汉漕一时所运，临时制宜，不足深论。到得宋朝，定都于汴。是时漕运之法，分为四路。东南之粟，自淮入汴，至京师。若是陕西之粟，便自三门，白波，转黄河入汴，至京师。若是陈蔡一路粟，自惠民河至京师。京东之粟，自广济河至京师。四方之粟，有四路，四条河至京师。当时最重者，惟是汴河最重。何故？何西之粟，江无阻。及入汴，大计皆在汴。其次北方之粟，自三门白波入关，自河入汴，入京师。虽惠民广济，来处不多，其势也轻。本朝置发漕两处，最重者是江淮。至真州，陆路转输之劳。其次北之粟，底柱之门，舟楫之利。若其他置发运，如惠民河，广济河，虽尝立官，然不如两处之重。此宋朝之大略如此。然而宋朝所谓山歹漕六百万石，所专倚办江淮。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，非大农仰给之所，惟是江淮最重。在祖宗时，陆路之粟，至真州入。转般仓自真方入，般即下贮发运司入汴。方至京师，诸州回般，却自真州请盐，散于诸州。诸州虽有费，亦有盐以偿之。此是宋朝良法。凡以江淮往来，迟速必视风势。本朝发运使相风旗，有官专主管相风旗。合则无罪，如不合，便是奸弊。夫船之迟速，何故以风为旗？盖缘风动四方，万里只是一等。所以使得相风旗。真州便是唐时杨子江。后来本朝改号曰真州。运法未坏，诸州船只到真州，请盐回。其次入汴入京师。后来发运山歹造船，谓之发运官船，与诸州载米发运，申明汴船不出江。诸州又自造船，虽有此约束，诸州船终不应副。因此漕法渐坏，惟发纲发运未罢。及蔡京为相，不学无术。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，遂废改盐法，置直达江无水处。不如此，是时奸吏多，虽有运漕之官，不过催督起发。其官亦有名而无实。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，便都无奸计。若用直达江，经涉岁月长远，故得为奸所费甚多，东南入京之粟亦少。故太仓之粟，少似东南畜积。发运有多无实，此召乱之道也。本朝漕运之法坏，自蔡京东京发运本原大略如此，其他流之曲直，法之更变，道路之险夷，质之于史，考之于古，亦自可见。源流至论：观《禹贡》所载，入于渭，乱于河之类，所输不过九州之方物。则知漕运之法，三代之时未立也。观《管子》所载，粟行五百里之类。所漕不过一时之卒。则知国都之漕，春秋之时，亦未闻也。予尝推原其故，盖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，公侯中百里而为都，天子之都，漕运所贡入者，不过五百里之地。诸侯之都，漕运所贡入者，不过五十里之地。乘舆服制之用，宗庙百司之给自足以供。虽春秋战国以来，行师千里，间行漕，然事已兵休，犹未至于甚病。而所以输于国都者，不出五百里，五十里尔。自秦罢侯置郡，漕法始讲。致濒海之粟，输北河之仓，盖以三十馀钟而致石，而民始病矣。然则秦为漕运之俑乎？逮至汉唐，其事愈详。方其初年，边事未兴，兵役未烦，故漕运之费省。至其后也，征伐日劳，供亿日广，故漕运之费广。自今观之，汉初京师之用，止仰近郡诸侯之粟，不归天子。当时关东之漕，仅数十万石而已，其省何如也。及武帝以后，山东漕益而为百馀万石，既而县官度食者众，则河漕又益而为四百万石。继而言利之臣，愈请增益，则山东之漕，且至六百万石焉。逮至军旅既息之后，每山歹漕谷，为石犹不下四百万。向者诸侯自殖之粟，至是削弱，皆转输于中都尔。唐初，府兵之法未坏。平时无事，身居田亩。一有征行，自为调度。当时关中之漕，不过十万而已，其省何如也。及明皇以后，天宝每山歹二百五十万，广德山歹转，亦不下百一十万。甚至江淮之运少缓，六军脱巾于道。韩滉之米一至，君臣举酒相庆。则唐人所以倚办于此可谓急矣。噫！引谓穿渠之谋，不见于高文之时，而见于武帝之世。沂河入渭之说，不用于太宗之日，而见于代宗之后。盖汉唐中年以兵费之。故所以屡讲而屡详，其势不得不然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