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。以为必先知了，然后能行。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。待知得真了，方去做行的工夫。故遂终身不行，亦遂终身不知。此不是小病痛，其来已非一日矣。某今说个知行合一，正是对病的药。又不是某凿空杜撰。知行本体，原是如此。今若知得宗旨时，即说两个亦不妨。亦只是一个。若不会宗旨，便说一个，亦济得甚事？只是闲说话」。
○爱问，「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，已觉功夫有用力处。但礜宋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」。先生曰，「格物是止至善之功。既知至善，即知格物矣」。爱曰，「昨以先生之教，推之格物之说，似亦见得大略。但朱子之训，其于书之『精一』，论语之『博约』，孟子之『尽心知性』，皆有所证据。以是未能释然」。先生曰，「子夏笃信圣人。曾子反求诸己。笃信固亦是，然不如反求之切。今既不得于心，安可狃于旧闻，不求是当？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。至其不得于心处，亦何尝茍从？精一博约尽心，本自与吾说﹝吻﹞合，但未之思耳。朱子格物之训，未免牵合附会。非其本旨。精是一之功，博是约之功。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，此可一言而喻。尽心知性知天，是生知安行事。存心养性事天，是学知利行事。『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』，是困知勉行事。朱子错训格物。只为倒看了此意，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，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。如何做得」？爱问，「尽心知性，何以为生知安行」？先生曰，「性是心之体。天是性之原。尽心即是尽性。『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，知天地之化育』，存心者，心有未尽也。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，是自己分上事。己与天为二事天如子之事父，臣之事君。须是恭敬奉承，然后能无失。尚与天为二。此便是圣贀之别。至于夭寿不贰其心，乃是敢学者一心为善。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，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。只去修身以俟命，见得穷通寿夭，有个命在。我亦不必以此动心。事天虽与天为二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。俟命，便是未曾见面，在此等候相似。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，有个困勉的意在。今却倒做了，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」。爱曰，「昨闻先生之教。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。今闻此说，益无可疑。爱昨晓思，格物的『物』字，即是『事』字。皆从心上说」。先生曰，「然。身之主宰便是心。心之所发便是意。意之本体便是知。意之所在便是物。如意在于事亲，即事亲便是一物。意在于事君，即事君便是一物。意在于仁民爱物，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。意在于视听言动，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。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，无心外之物。中庸言『不诚无物』，大学『明明德』之功，只是个诚意。诚意之功，只是个格物。
○先生又曰，「『格物』如孟子『大人格君心』之『格』。是去其心之不正，以全其本体之正。但意念所在，即要去其不正，以全其正。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。即是穷理。天理即是明德。穷埋即是明明德」。
○又曰，「知是心之本体。心自然会知。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，见孺子入井，自然知恻隐。此便是良知。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发，更无私意障碍。即所谓『充其恻隐之心。而仁不可胜用矣』。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。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，胜私复理。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，得以充塞流行。便是致其知。知致则意诚」。
○爱问，「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。深思之未能得略。请开示」先生曰，『礼』字即是『理』字。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。文之隐微不可贝者谓之理。只是一物。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。要此心纯是天理，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。如发见于事亲时，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贝于事君时，就在事看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，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贝于处患难夷狄时，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。至于作止语默，无处不然。随他发见处，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。这便是博学之于文，便是约礼的功夫。博文即是惟精。约礼即是惟一。
○爱问，「『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』。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，此语似有弊」先生曰，「然。心一也。未杂于人谓之道心。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。道心之矢其正者即人心。初非有三心也。程子谓人心即人欲，道心即天理。语若分析，而意实得之。今曰『道心为生，而人心听命』，是三心也。天理人欲不并立。安有天理为主，人欲又从而听命者」？
○爱问文中子韩退之。先生曰，「退之文人之雄耳。文中子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，推尊退之。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」。爱问何以有拟经之矢。先生曰，「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」？爱曰，「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。然期以明道。拟经纯若为名」。先生曰，「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劾法」？曰，「孔子删迦六经，以明道也」。先生曰，「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」？爱曰，「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。拟经似徒拟其迹。恐于道无补」。先生曰，「子以明道者使其反仆还淳，而贝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，而徒以譊譊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则六经不必述。删述六经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义昼卦，至于文王周公。其间言易，如连山归藏之属。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。易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。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。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。书诗礼乐春秋皆然。书自典谟以后，诗自二南以降，如九丘八索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礼乐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如书诗礼乐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礼记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。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春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笔者，笔其旧。所谓削者，削其繁。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六经，惧繁文之乱天下。惟简之而不得。使天下务去其文，以求其实。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。又不合焚六经。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汉以降，文又日盛。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。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。则其诸怞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。某切深有取于其事。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。入出己见。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