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道二年冬，蒙恩召还，过三衢，郡守何德辅问奏对用几札（zhá），因出草稿示之，其一乞蠲减鄱阳岁贡诞节金千两事，言此贡不知起于何时，或云艺祖初下江南，郡库适有金，守臣取以献长春节，遂为故事。误书“长春”为“万春”，乃金主褒节名也。德辅读之，指以相告，予悚然面发赤，亟改之。三年，以侍讲讲《毛诗》，作发题，引孔子于《论语》中说《诗》处云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误书“言”为“立”，已写进读正本，经筵吏袁显忠曰：“恐是言字。”予愧谢之。淳熙十三年在翰苑，作《赐安南国历日诏》云：“兹履夏正，载颁汉朔。”书“夏正”为“周正”，院吏以呈宰执，周益公见而摘其误，吏还以告，盖语顺意同，一时不自觉也。
历代史本末古者世有史官，其着见于今，则自《尧》、《舜》二典。始，周之诸侯各有国史，孔子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，左氏为之传，《郑志》、《宋志》、晋齐太史、南史氏之事皆见焉。更纂异同以为《国语》。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，有述作之意，传其子迁，绸金匮石室之书，罔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，驰骋古今，上下数千载间，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凡百三十篇。而十篇有录无书，元、成之间，褚先生补缺，作《武帝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》、《日者列传》，张晏以为言辞鄙陋，今杂于书中。而《艺文志》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，则混没不见。司马之书既出，后世虽有作者，不能少紊其规制。班彪、固父子，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，而六世史臣，追述功德，私作本纪，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、项之列。故采纂前纪，缀辑旧闻，以述《汉书》，起于高祖，终于王莽之诛，大抵仍司马氏，第更八书为十志，而无世家，凡百卷。固死，其书未能全，女弟昭续成之，是为《前汉书》。荀悦《汉纪》则续所论著者也。后汉之事，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，谓之《汉纪》。其后有袁宏纪，张璠、薛莹、谢承、华峤、袁山松、刘义庆、谢沈皆有书。宋范晔删采为十纪、八十列传，是为《后汉书》，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，其志则刘昭所补也。三国杂史至多，有王沈《魏书》、元行冲《魏典》、鱼豢《典略》、张勃《吴录》、韦昭《吴书》、孙盛《魏春秋》、司马彪《九州岛春秋》、丘悦《三国典略》、员半千《三国春秋》、虞溥《江表传》，今唯以陈寿书为定，是为《三国志》。《晋书》则有王隐、虞预、谢灵运、臧荣绪、孙绰、干宝诸家，唐太宗诏房乔、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，以四论太宗所作，故总名之曰“御撰”，是为《晋书》，至今用之。南北两朝各四代，而僭伪之国十数，其书尤多，如徐爱、孙严、王智深、顾野王、魏澹、张大素、李德林之正史，皆不传。今之存者，沈约《宋书》、萧子显《齐书》、姚思廉《梁陈书》、魏收《魏书》、李百药《北齐书》、令狐德棻《周书》、魏郑公《隋书》。其它国则有和包《汉赵纪》、田融《赵石记》、范亨《燕书》、王景晖《南燕录》、高闾《燕志》、刘昞《凉书》、裴景仁《秦记》、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、萧方?武敏之《三十国春秋》。李太师延寿父子悉取为《南史》八十卷，《北史》百卷。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，而李氏之书独行，是为《南、北史》。唐自高祖至于武宗，有《实录》，后唐修为书，刘昫所上者是已，而猥杂无统。国朝庆历中，复诏刊修，历十七年而成，欧阳文忠公主纪、表、志，宋景文公主传，今行于世。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谓之《五代》，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。其后欧阳芟为《新书》，故唐、五代史各有旧新之目。凡十七代，本末如此，稚儿数以为问，故详记之。
贤者一言解疑谮贤者以单词片言，为人释谤解患，卓卓可书者，予得两事焉。秦氏当国时，先忠宣公、郑亨仲资政、胡明仲侍郎、朱新仲舍人，皆在谪籍，分置广东。方务德为经略帅，待之尽礼。秦对一客言曰：“方滋在广部，凡得罪于朝廷者，必加意护结，得非欲为异日地乎？”客曰：“非公相有云，不敢辄言。方滋之为人，天性长者，凡于人唯以周旋为志，非独于迁客然也。”秦悟曰：“方务德却是个周旋底人。”其疑遂释。当时使一巧者承其问，微肆一语，方必得罪，而诸公不得安迹矣。言之者可谓大君子，当求之古人中。严陵王大卞赴曲江守，过南安，谒张先生子韶，从容言：“大卞顷在检院，以罗彦济中丞章去国，其后彦济自吏书出守严，遂迁避于兰溪。彦济到郡，遗书相邀曰：‘与君有同年之契，何为尔？’不得已，复还。既见，密语云：‘前此台评，乃朱新仲所作，托造物之意以相授，一时失于审思，至今为悔。’此事既往，今适守韶，而朱在彼，邂逅有弗惬，为之奈何？”张揣其必将修怨，即云：“国先为君子为小人，皆在此举。”王悚然曰：“谨受教。”至则降意弥缝，终二年，不见分毫形迹，盖本自相善也。予曩侍张公坐，闻其言，故追纪之。

容斋四笔卷第九（十六则）
蒋魏公逸史蒋魏公《逸史》二十卷，颖叔所著也，多纪当时典章文物。云旧有数百册，兵火间尽失之，其曾孙芾始攟（jùn）摭遗稿，而成此书，将以奏御，以其副上之太史，且板行之，传之天下后世，既而不果。蒋公在熙宁、元佑、崇宁时，名为博闻强识，然阅其论述，颇有可议，恨不及丞相在日与之言，其一云：“行、守、试，视其官品之高下，除者必带本官，吕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者，此翰林之失也，既不带官，不当着‘守’字，故晦叔辨之，遂去‘守’字，为正司空，议者谓超过特进、东宫三太、仪同矣。”予谓行、守、试必带正官，固也。然自改官制以后，既为司空，自不应复带阶官。吕从金紫迁，只是超特进一级耳，东宫三太，何尝以为宰相官？仪同又系使相也，吕亦无自辨之说。其二云：“文潞公既为真太师矣，其罢也，乃加‘守’字，潞公快快，诸公欲为去之，议者谓非典故，潞公之意，止欲以真太师致仕耳，诸公曰：‘如此可乎？’曰：‘不可，为真太师则在宰相之上。’竟不去‘守’字，但出札子，令权去之。”案潞公本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，河东节度使致仕，入为平章军国重事，故系衔只云太师。及再致仕，悉还旧称，当时有旨于制词内除去“守”字，以尝正任太师也。所谓札子权去，恐或不然。其三云：“旧制，执政双转，谓自工部侍郎转刑部，刑部转兵部，兵部转工部尚书。惟宰相对转，工部侍郎直转工书，比执政三迁也。”予考旧制，执政转官，与学士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