淳熙己亥岁，蜀士郭明复以中元日至亭，赋《古风》一章，其前云：“白乐天流落浦湓，作《琵琶行》，其放怀适意，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，非深于道者能之乎？贾傅谪长沙，抑郁致死；陆相窜南宾，屏绝人事，至从狗窦中度食饮。两公犹有累乎世，未能如乐天逍遥自得也。予过九江，维舟琵琶亭下，为赋此章。”“香山居士头欲白，秋风吹作湓城客。眼看世事等虚空，云梦胸中无一物。举觞独醉天为家，诗成万象遭梳爬。不管时人皆欲杀，夜深江上听琵琶。贾胡老妇儿女语，泪湿青衫如着雨。此公岂作少狂梦？与世浮沉聊尔汝。我来后公三百年，浔阳至今无管弦。公诗有“浔阳地僻无音乐”之句。长安不见遗音寂，依旧匡庐翠扫天。”郭君，成都人，隆兴癸未登科，仕不甚达。但贾谊自长沙召还，后为梁王傅乃卒，前所云少误矣。吾州余干县东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，唐刘长卿、张祜辈，皆留题。绍兴中，王洋元勃一绝句云：“塞外烽烟能记否，天涯沦落自心知。眼中风物参差是，只欠江州司马诗。”真佳句也！
减损入官人唐开元十七年，国子祭酒杨玚上言：“省司奏限天下明经、进士及第，每年不过百人，窃见流外出身，每岁二千余人，而明经、进士，不能居其什一，则是服勤道业之士，不如胥吏之得仕也。若以出身人太多，则应诸色裁损，不应独抑明经、进士。”当时以其言为然。淳熙九年，大减任子员数，是时，吏部四选开具以三年为率，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，任子文武亦如之。而恩幸流外，盖过二千之数，甚与开元类也。
韩苏文章譬喻韩、苏两公为文章，用譬喻处，重复联贯，至有七八转者。韩公《送石洪序》云：“论人高下，事后当成败，若河决下流东注，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，而王良、造父为之先后也，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。”《盛山诗序》云：“儒者之于患难，其拒而不受于怀也，若筑河堤以障屋溜（liù）；其容而消之也，若水之于海，冰之于夏日；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，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、虫飞之声。”苏公《百步洪》诗云“长洪斗落生跳波，轻舟南下如投梭。水师绝叫凫雁起，乱石一线争磋磨。有如兔走鹰隼落，骏马下注千丈坡。断弦离柱箭脱手，飞电过隙珠翻荷”之类，是也。
唐昭宗赠谏臣宫唐僖宗幸蜀，政事悉出内侍田令孜之手。左拾遗孟昭图、右补阙常浚上疏论事，昭图坐贬，令孜遣人沉之于蟆颐津，赐浚死。《资治通鉴》记其事，予读《昭宗实录》，即位之初，赠昭图起居郎，浚礼部员外郎，以其直谏被戮，故褒之。方时艰危，救亡不暇，而初政及此，《通鉴》失书之，亦可惜也！

容斋三笔卷第七（十四则）
执政辞转官真宗天禧元年，合祭天地，礼毕，推恩百僚，宰相以下迁官一等。时参知政事三人，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，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，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。而知白独恳辞数四，上敷谕，终不能夺。王曾闻之，亦乞寝恩命。上曰：“知白无他意，但以卿为谏议大夫，班在上，己为给事中，在下，所以固辞，欲品秩有序尔。”于是从知白所请，而优加名数，进阶金紫光禄大夫，并赐功臣爵邑。元佑三年四月，宰执七人，自文彦博仍前太师外，右仆射吕公着除司空、同平章军国事，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，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，尚书左丞刘挚除中书侍郎，右丞王存除左丞，唯知枢密院安煮不迁，乃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。焘上章辞，令学士院降诏不允。学士苏轼以为：“朝廷岂以执政六人，五人进用，故加迁秩以慰其心？既无授受之名，仅似姑息之政，欲奉命草诏，不知所以为词，伏望从其所请。”御宝批：“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许诏书进入。”焘竟辞，始免。绍兴三十一年，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，朱倬自参政拜右相，时叶义问知枢密院，元居倬上，不得迁，朝论谓宜进为使。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，曾以为言，高宗不许。绍熙五年七月，主上登极，拜知枢密院赵妆愚为右相，参政陈骙除知院，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，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，乃系特迁，且非覃恩，正固辞，乃止。
宗室补宫寿皇圣帝登极赦恩，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，人数多少，其曾获文解两次者，并直赴殿试；略通文墨者，所在州量试，即补承信郎。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。淳熙十六年二月、绍熙五年七月，二赦皆然，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。偶阅《唐昭宗实录》载一事云：“宗正少卿李克助奏：‘准去年十一月赦书，皇三等以上亲无官者，每父下放一人出身；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，与出身。寺司起请承前旧例，九庙子孙陪位者，每父下放一人出身，共放三百八十人。其诸房宗室等，各赴陪位纳到文状，共一千二十六人。除元不赴陪位，及不纳到状，及违寺司条疏，不取宗室充系落下外，系三百八十人，合放出身。’敕准赦书处分。”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，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肆赦，其文略云：“皇三等以上亲，委中书门下各择有才行者量与改官，无官者，每父下放一人出身；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，与出身。”然则亦有三等五等亲、陪位与不陪位之差别也。
孙宣公谏封禅等景德、祥符之间，北戎结好，宇内乂宁，一时邪谀之臣，唱为瑞应祺祥，以罔明主，王钦若、陈彭年辈实主张之。天书既降，于是东封、西祀、太清之行，以次丕讲，满朝耆老方正之士，鲜有肯启昌言以遏其奸焰，虽寇莱公亦为之。而孙宣公奭（sh@）独上疏争救，于再于三，《真录》出于钦若提纲，故不能尽载，以故后人罕称之。予略摘其大概纪于此。
一章论西祀，曰：“汾阴后土，事不经见。汉都雍，去汾阴至近；河东者，唐王业所起之地，且又都雍，故武帝、明皇行之。今陛下经重关，越险阻，远离京师根本之固，其为不可甚矣。古者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，今土木之功，累年未息，水旱作沴，饥馑居多，乃欲劳民事神，神其享之乎！明皇嬖宠害政，奸佞当涂，以至身播国屯。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，臣窃不取。今之奸臣，以先帝诏停封禅，故赞陛下，以为继承先志。且先帝欲北平幽朔，西取继迁，则未尝献一谋，画一策以佐陛下。而乃卑辞重市，求和于契丹，蹩国縻爵，姑息于保吉。谓主辱臣死为空言，以诬下罔上为己任，撰造祥瑞，假托鬼神，才毕东封，便议西幸。以祖宗艰难之业，为佞邪侥幸之资，巨所以长叹而痛哭也！”
二章论争言符瑞，曰“今野雕山鹿，并形奏简，秋旱冬雷，率皆称贺。
将以欺上天，则上天不可欺；将以愚下民，则下民不可愚；将以惑后世，则后世必不信。